日前，修改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已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。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主要起草人之一黄汉林称，新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中突破较多，最关键的就是修改了职业病定义、将职业病目录“扩容”。今后，诸如过劳死、长期视频作业导致的眼部损伤，以及职业性腰背痛、颈椎病、鼠标手等白领易患疾病都有望纳入职业病目录。

　　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中对职业病定义的“扩容”，释放出了国家相关部门对职业病愈加重视的积极信号。当前社会竞争激烈、工作强度增大，多数现代人对身体健康状况不够注重、也没时间保养，职场打拼过程中患上抑郁症、职业病的几率大幅度增加。根据卫生部门公布的相关数据,2010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病例2.7万余人。而实际上，由于职业病定义的狭隘和职业病潜伏期较长等因素，真正有职业病以及易患职业病的人群，比这个官方数目要庞大得多。由此意义上来讲，职业病定义“扩容”是必要的、也是值得肯定的。

　　可对于职业病的防治，仅仅“扩容”职业病定义能起到多大作用？诸多事例证明，当前职业病防治的最大困境，并不是缺少定义，而是职业病患者维权难。典型案例是2009年的河南民工张海超，他在车间工作患上尘肺后，不仅其所在企业拒绝提供资料、相关部门也只是鉴定他患有“肺结核”。无奈之下，张海超到医院要求“开胸验肺”，上演一出悲壮之举。职业病维权难，使得用人单位不会为患病员工的治疗付出过高代价，同时更不会在防范职业病上增加资金投入，形成了现实中劳动者权益屡被侵害的恶性循环。

　　防治职业病过程中，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进行“扩容”。早已有医生和学者指出，“员工得了职业病，需要用人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”的现状不合理。即便有人称这种制度是“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”，可当面对切身利益时，企业可以没良心、不要良心。用人单位不肯轻易“自证其罪”的现象要改；企业喜欢钻空子，不签订劳动合同、用工缺乏监管、员工举证困难等坑害劳动者的行为，也必须改。

　　职业病医院的职能同样需要厘清。当前，某些职业病医院既是治疗机构又是鉴定机构，既当“运动员”又当"裁判员"。职业病鉴定机构必须独立存在、透明运营，其鉴定结果才具备权威和公信力，也会最大程度地避免企业以及其他因素的干预。

　　职业病定义“扩容”只是第一步，面对日渐增多的职业病患者群，如何让这些人确实有效地维权，才是防治工作成功的关键。如果不及时给职业病维权法规“扩容”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，那即便把心脏病、风湿病划入职业病范畴，也只是徒增职业病患者的数目而已。